8．通過恐懼進行伊斯蘭傳教

伊斯蘭傳教手段-或者說伊斯蘭化的方法-最終包括兩項極為重要的策略。一項是為西方和穆斯林作為少數群體的環境量身定制的，另一項是為穆斯林國家量身定制的。一邊是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另一邊是齊米制度（dhimmitude）。

伊斯蘭恐懼症

人們越來越害怕被指控，是的，甚至被控告為伊斯蘭恐懼症，這種營造的恐懼是伊斯蘭傳教箭囊中又一支利箭。我們現在知道，每當有一匹被意識形態控制的孤狼對無辜的穆斯林或任何特定的穆斯林象徵，或者對被認為對移民過於友好的政客和政黨發動懦夫般的襲擊時，這種營造的恐懼就會急劇上升。誰能忘記2011年挪威於特島（Utoya Island）發生的可怕襲擊？以及2015年在紐西蘭克賴斯特徹奇（Christchurch）的兩座清真寺對無辜穆斯林的襲擊？這只是近年來最嚴重的兩起右翼恐怖襲擊事件。雖然與伊斯蘭恐怖襲擊相比，此類襲擊次數很少，但全球恐怖主義指數（Global Terrorism Index）2020年的報告充分表明，人們有理由擔心全球極端右翼（或左翼）恐怖主義的崛起。【1】

2021年初夏，（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倫敦市（London），一個穆斯林家庭的四名成員在午後散步時被一輛小型貨車撞倒，僅剩一名九歲男孩倖存。警方懷疑這是一起仇恨犯罪。對阿夫扎爾（Afzaal）一家人死亡事件負責的年輕人將於2023年接受審判。悲劇發生後，《國家郵報》（National Post）和加拿大其他新聞日報正面探討了伊斯蘭恐懼症問題。布蘭普頓市（Brampton）市長派翠克·布朗（Patrick Brown）先生撰寫了一篇這樣的專欄文章，標題為「伊斯蘭恐懼症是加拿大社會的禍害。我們必須消滅它。」【2】布朗提到，在2017年魁北克（Quebec）發生另一起毫無意義的襲擊後，他在本省立法機構裡站起發言，宣稱：「伊斯蘭恐懼症是真實存在的，我們需要毫無保留地譴責它。」

令他困惑不解的是這個問題怎麼會成為一個兩極分化的問題，而事實確實如此。令他沮喪的是，他看到立法機構中有91人舉手反對一項旨在根除這一問題的新法案。布朗接著提到，他從一位親密的兒時朋友那裡了解到，加拿大的穆斯林僅僅因為他們的穆斯林身份就不得不忍受很多偏見和仇恨。他補充說：「偏見和仇恨滋生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令人不安的是來自極端右翼團體…」布朗認為「伊斯蘭恐懼症令人厭惡」並不奇怪。他看到，從2018年到2020年，就在他居住的多倫多附近地區，與種族或國籍相關的犯罪率上升了54%。我們同意布朗市長寫的大部分內容，也想提出一些觀察評論：

l  如果加拿大和平的穆斯林普遍因為對仇恨犯罪的現實恐懼而不敢走上街頭，那將是一種恥辱。

l  遺憾的是，作者未能定義什麼是伊斯蘭恐懼症，而這正是他整個論點的致命弱點。

l  當他提到伊斯蘭恐懼症「是有原因的」，他並沒有提供任何原因，而是指責「極端右翼」，而這本身可能會引發加拿大社會的其他恐懼症。

l  人們理所應當可能會問，在減輕伊斯蘭恐懼症方面缺乏統一的支援，是否部分原因是由於對這一問題沒有一個充分的工作定義（至少在媒體上）以及政客們的指責含糊其辭且往往不公平。

恰好就在六個月前的一月這一天，同樣是《國家郵報》刊登了渥太華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教授的一篇文章【3】。斯圖亞特·錢伯斯博士（Dr. Stuart Chambers）這篇文章的標題是：「西方媒體中的伊斯蘭恐懼症是基於錯誤的前提」（Islamophobia in western media is based on false premises）。【4】文章認為，「特定的個體」正在將穆斯林當做替罪羊，以推進他們自己的議程，將伊斯蘭恐懼症變成了一種產業。作者寫道：「然而，像其他形式的不寬容一樣，伊斯蘭恐懼症可以得到客觀評定。實證研究有效地揭示了這種偏見，這種偏見困擾著政治光譜的兩端。」

隨後，錢伯斯點名了某些將穆斯林當替罪羊並將伊斯蘭恐懼症發展成一種產業的典型個體，比如加拿大保守派作家馬克·斯泰恩（Mark Steyn）、荷蘭政客吉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英國保守派評論員道格拉斯·默里（Douglas Murray）、美國神經學家薩姆·哈里斯（Sam Harris）、美國喜劇演員比爾·馬赫（Bill Maher）和索馬里裔美國活動家阿亞安·希爾西·阿里（Ayaan Hirsi Ali）。錢伯斯在每個名字後面都加了一句簡短的引語，以說明這些人所謂的伊斯蘭恐懼症。例如，「大多數穆斯林要麼希望他們所生活的社會滅亡，要麼對這個社會漠不關心」（斯泰恩）；或者，「古蘭經是世界上仇恨、暴力和恐怖主義的靈感來源和合理解釋」（威爾德斯）；或者，「暴力是伊斯蘭教義的固有屬性」（希爾西·阿里）；或者，「伊斯蘭教義與穆斯林恐怖主義之間存在直接關聯」（哈里斯）。

錢伯斯繼續說道：「然而，從學術角度來看，這些特性描述都不夠充分。不言而喻的立場和極度誇張往往會轉移人們對主要問題的注意力：將穆斯林描繪為暴力極端分子是否具有誤導性。」錢伯斯隨後展示了從全球來看，占絕對優勢的多數穆斯林都反對以自殺式爆炸和其他形式的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捍衛伊斯蘭。「研究發現，穆斯林認為這種極端主義幾乎沒有或根本毫無正當理由，其中阿塞拜疆有96%的人持這種觀點，哈薩克有95%的人持這種觀點，印尼有92%的人持這種觀點，伊拉克有91%的人持這種觀點」。他還引用了英國進行的其他研究和民意調查，發現十分之九的穆斯林譴責以伊斯蘭的名義實施的暴力行為，在其他歐洲國家和美國進行的研究也得出類似結果。他還提到了研究表明，世界上幾乎沒有穆斯林希望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這樣的組織有任何關係。

作者總結道：「穆斯林大規模地支持極端暴力活動這種常見斷言是毫無根據的。由於伊斯蘭恐懼症扭曲了西方穆斯林的形象，通過科學方法進行的系統性研究在兩個重要方面起到了重大的糾正作用。首先，研究揭露了自9/11以來席捲西方的伊斯蘭恐懼症立場看法；其次，研究通過提供理性的探討論壇，有助於減少反穆斯林辱駡的蔓延。」同樣，我們也有必要對這篇文章提出一些觀察評論：

l  與市長一樣，這位教授除了將伊斯蘭恐懼症稱為「偏見」之外，並未對其做出明確的定義。

l  他提到了幾個人，引用他們各自作品中的一句話，作為他們「偏見」的例證，而沒有試圖核實他們言論的可信度。

l  他接著說，這些「極度誇張」的說法偏離了主要問題，即「將穆斯林描繪為暴力極端分子是否具有誤導性」。值得注意的是，他列出的所謂「極度誇張」說法中，沒有一個聲稱穆斯林全部都是暴力極端分子，這使得教授的結論在邏輯上站不住腳。

l  作者的結論是，因此，「穆斯林大規模地支持極端暴力活動這種常見斷言」是沒有理由的，這個結論本身就是對他所列出的所謂的伊斯蘭恐懼症的引言的諷刺，因為這些引言中沒有一個聲稱「穆斯林大規模地支持極端暴力活動」。

l  這位教授的實證方法也未能將塔基亞原則（taqiyya）（欺騙/謊言/偽裝）可能產生的影響納入民意調查的評估中，也沒有考慮到他提到的大多數民意調查都是在反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國家進行的。很容易發現民意調查和統計資料描繪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僅舉一例，2003年6月4日，《國家郵報》報導稱，巴勒斯坦人將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列為他們最喜歡的世界領袖。世界其他國家則選擇了托尼·布雷爾（Tony Blair）。【5】

換句話說，這位教授所謂的「實證」方法並不那麼以經驗為依據。它未能成功揭示這種偏見。因此，當我們提起伊斯蘭恐懼症的幽靈時，我們迫切需要知道我們在談論什麼，否則我們只是冒著激化問題的風險而不能解決問題。加拿大公民憲章權利和自由組織（Canadian Citizens for Charter Rights and Freedoms）發佈的一份傳單對2017年（加拿大）下議院的一項反伊斯蘭恐懼症動議表示擔憂，並警告說，在M-103號動議（或加拿大法律體系）中沒有任何內容對伊斯蘭恐懼症進行定義，它很容易被用來針對任何對伊斯蘭的批評，並嚴重限制宗教自由。我們如何解決一個沒有定義的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將伊斯蘭恐懼症定義為對穆斯林普遍存在的非理性恐懼和偏見，無論他們是否支持極端暴力，那麼很難想像有人會不同意必須根除這一問題，越快越好。但是，如果世界上大多數所謂的「伊斯蘭恐懼症」的真正原因確實有理性和實證基礎呢？如果它不是基於一個「所有穆斯林都支持極端暴力活動」的總括猜疑呢？如果它可以很容易地被證明它是基於以下前提呢：

l  可以清楚地表明，古典伊斯蘭不僅僅是一種宗教；它實際上是一種具有勃勃野心想要稱霸全球的意識形態；

l  全世界大多數穆斯林（民意調查也清楚表明了這一點）都支持伊斯蘭教法，而伊斯蘭教法與民主價值觀和普世人權完全不相容；

l  總體而言，穆斯林謹慎寡言不願公開表示反對穆斯林同胞以真主的名義或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實施的明顯可知的暴力行為；

l  穆斯林通常也不願意表示反對那些以壓制婦女和兒童、前穆斯林和其他信仰尤其是基督教而聞名的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

l  伊斯蘭恐怖分子可以相對輕鬆地用古蘭經、聖訓或穆罕默德的生平傳記為他們的殘忍行為辯護；

l  歷史上大多數伊斯蘭征服都是通過武力和其他形式的脅迫實現的，而不是通過自由說服。

l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欺騙是伊斯蘭傳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什麼大多數穆斯林不會青睞於使用暴力在世界上擴張或捍衛伊斯蘭。只要仔細想想民意調查完全低估了美國兩次總統選舉前對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先生的支持率，就會意識到許多因素決定了在民意調查中當涉及到人們最深切的信念時他們會透露什麼資訊。

如果人們的恐懼和沮喪是基於這些事情，那會怎樣？這能被稱為「非理性的恐懼」或「由偏見驅動的偏執」嗎？如果人類的擔憂是基於經驗資料、眾所周知的歷史記載和合理推理的有效前提，而不是基於非理性的恐懼和仇恨，那麼任何地方的人類是否有權關心他們孩子的未來？如果政治領導人對這一切視而不見，指責那些有這種擔憂的人犯有「伊斯蘭恐懼症」，那會怎樣？這些領導人如此怠忽職守會給任何文明帶來什麼共同利益？畢竟，這是一種負責任的治理國家和關心公民的方式嗎？

或者，也許市長、教授和我們的統治階級想思考以下問題：為什麼這麼多阿富汗人試圖緊緊抓住2021年8月第3周從喀布爾機場起飛的那架美國軍機，飛機上有一些人-其中包括一名阿富汗國家足球運動員—墜落身亡？他們只是因為曾經為美國人工作而害怕塔利班嗎？還是有更多原因？他們是不是也許極度害怕嚴格執行的伊斯蘭教法，怕得要死？如果他們寧肯死死抓住飛機，甘願冒著墜落死亡的風險，難道我們不該緊緊抓住垂死的西方文明所遺留下來的一點點好處嗎？當我們緊抓不放的時候就應該被稱為偏執狂、種族主義者和伊斯蘭恐懼症患者嗎？最為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對他們的恐懼如此漠不關心，這對那些為了逃避伊斯蘭教法的嚴酷統治而逃到我們國家的成千上萬親愛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來說公平嗎？

換句話說，伊斯蘭恐懼症到底是什麼？在繼續討論之前，我們能否定義該術語？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因為國際權威機構稱伊斯蘭恐懼症是伊斯蘭傳教的關鍵策略。【6】穆斯林少數群體不停抱怨伊斯蘭恐懼症，並據此要求制定法律來保護他們。在許多西方國家，結果往往是迅速走向一種局面，即伊斯蘭不能受到任何批評，而對基督徒的「追殺」卻仍可逍遙法外。要知道，禁止批評激進伊斯蘭和伊斯蘭恐怖主義的言論無異於將以伊斯蘭的名義實施的暴力合法化。最近一個很好的例子來自法國，法國反對派領導人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僅僅因為在她的推特（Twitter）頁面上發佈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暴行的圖片而遭到刑事指控。值得慶幸的是，她在2021年被判無罪。【7】

在穆斯林作為少數的國家，伊斯蘭組織經常對任何被認為批評伊斯蘭的人提起訴訟。在這方面最活躍的美國組織之一是美國伊斯蘭關係委員會（CAIR）：美國伊斯蘭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而在加拿大，任何批評伊斯蘭的人都可能被送上人權法庭（Human Rights Tribunal），遭受巨額經濟損失。

下面的例子清楚地說明了西方日益增長的多疑妄想和恐懼，更不用說關於激進伊斯蘭的真相了：美國聯邦調查局2008年的反恐分析詞典（Counter-Terrorism Analytical Lexicon）中根本不包含「伊斯蘭」（Islam）、「穆斯林」（Muslim）或「聖戰」（Jihad）等詞。【8】根據全球恐怖主義指數 (Global Terrorism Index) 的2020年報告，伊斯蘭恐怖主義已經成為國際恐怖主義數十年來的主要煽動者，因此這一點相當引人注目。【9】

我們經常通過比對的方式來獲得最佳結論。為了說明伊斯蘭傳教在西方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比較伊斯蘭恐懼症和俄羅斯恐懼症（Russophobia）之間明目張膽的雙重標準是有幫助的。根據美國法律，如今任何美國穆斯林都可以反對在戰場上與其他穆斯林同胞作戰。但在可能潛在發生的與俄羅斯聯邦的戰爭中，美國的每一位基督徒士兵都必須拿起武器對抗一個聲稱70%人口為基督徒且不向我們挑釁的國家。重複申明穆斯林資料中大膽寫明的內容或伊斯蘭團體公開承諾的內容，就被認為是伊斯蘭恐懼症。相信並傳播有關俄羅斯、俄羅斯人民或俄羅斯領導人的最新的毫無根據的仇恨謠言，最終被認為是道德高尚的行為。當把他人當作替罪羊時就不需要證據，但當質疑我們全套舉國推進的政宣言論就等同於叛國罪。【10】事實上，當俄羅斯人成為目標時，種族主義批評言論看起來是那樣合理又井然有序。然而，為了順從政治正確，僅僅提及那些高呼「真主更大」的人所犯下的暴行，媒體就會加以壓制，公眾也應該閉口不談。自本世紀初以來，伊斯蘭恐懼症已經過時，而俄羅斯恐懼症卻流行起來。事實上，已故的美國美俄研究泰斗斯蒂芬·科恩博士（Dr. Stephen Cohen）多年來一直警告我們，對美國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不是俄羅斯，而是俄羅斯恐懼症。可悲的是，他的聲音就像沙漠中的哭聲渺無蹤影。【11】

但請考慮這一點：對付任何非理性恐懼（即恐懼症）的最佳方法是更好地了解你的恐懼物件，是的，了解你的假想敵人。有什麼能更好地驅除毫無事實根據的謬誤迷思和非理性恐懼呢？那就去拜訪莫斯科和麥加來比較一下吧。但這正是我們狹隘缺乏文化素養的媒體和政治機構不讓我們做的。因為他們知道，如果成行的話他們的遊戲就結束了，故意視而不見的媒體將無法再把輕信的公眾引入歧途。

齊米觀念/意識

經常有人說，在600年的伊斯蘭黃金時代，猶太人、基督徒和其他一神論非穆斯林在穆斯林統治下的生活並沒有那麼糟糕，不僅如此，那時的伊斯蘭國保護了他們。埃及出生的猶太作家巴特•葉歐爾（Bat Ye'or）在她2001年出版的著作《伊斯蘭與齊米制度-文明的碰撞》（Islam and Dhimmitude – Where Civilizations Collide）中證明了這種觀點明顯是錯誤的。根據維基百科，葉歐爾將齊米制度描述為「聖戰導致的特定社會地位」和非穆斯林在伊斯蘭教法下經歷的「恐懼和不安全狀態」。【12】

那麼，什麼是齊米制度？為什麼猶太人和基督徒在一個伊斯蘭國家需要保護？古蘭經和聖訓的指示灼然可見，對於所謂的「信奉天經的人」（People of the Book）來說，只有三種可能的方式來回應伊斯蘭傳教的邀請，即：念誦清真言（shahada）並成為穆斯林；繳納丁稅（jizya）（吉茲亞稅）並順從伊斯蘭群體（umma）（烏瑪）；拒絕兩者並面對刀劍。【13】換句話說：皈依、屈服或消滅。第二種選擇會讓你成為齊米人（dhimmi），二等公民。異教徒甚至沒有這個選擇。他們必須皈依或死亡。在伊斯蘭教法下，齊米人的地位是由「歐麥爾條約」（Pact of Umar）編纂和擴展的，該條約可以追溯到穆罕默德的第二任繼承人時代。【14】齊米人地位基於兩個伊斯蘭原則：【15】

l  穆斯林要優越得多。古蘭經對所有穆斯林說：「你們是為世人而被產生的最優秀的民族，你們勸善戒惡，確信真主。」（古蘭經3：110）

l  基督徒和猶太人應受到羞辱，並承受繳納丁稅：「當抵抗不信真主…的人，即曾受天經的人，你們要與他們戰鬥，直到他們依照自己的能力，規規矩矩地交納丁稅。」（古蘭經9：29）

換句話說，齊米制度是國家批准的對二等公民的區別待遇。穆斯林學者為這種做法辯護，聲稱它在伊斯蘭教法框架下保護猶太人和基督徒。但保護他們免受什麼傷害呢？免受野生動物或外來入侵者的傷害嗎？不，是免受殺害、不必要的傷害或被穆斯林公眾或國家騷擾。只要你接受自己的二等公民身份，你大部分時間都可以偏安一隅，除非出現像哈里發哈基姆（Al-Hakim）（985–1021）這樣的殘暴暴君，發動無端迫害。如果你足夠「三生有幸」，你可能會生活在一個更開明的統治者之下，比如耶路撒冷國王薩拉丁（Saladin）（1138-1193），他善待猶太人和基督徒。【16】

無論何種境況，你都會成為自己國家的二等公民，面臨各種歧視和羞辱，比1948年至1990年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下非洲人民所遭受的更糟糕。首先-請所有猶太人注意-你必須佩戴徽章（通常是黃色）並穿著其他區別性服裝，以表明你是一個齊米人。即使是齊米制度的溫和批評者菲力浦·詹金斯（Phil Jenkins）也承認，定義齊米人地位和他們生活規則的「歐麥爾條約」隨著時間的推移只會變得每況愈下越發嚴苛。【17】以下是限制和羞辱齊米人日常生活的眾多法律中的一部分，這些法律強化了齊米人低於穆斯林的觀念。例如，齊米人：

l  負有法律責任必須穿著可識別的服裝

l  住在有特殊標記的房子裡

l  只允許騎騾子和驢子，絕對不允許騎馬

l  不允許攜帶武器

l  被排除在公職之外

l  法律面前與穆斯林不平等

l  有義務在交通中始終為穆斯林讓路

l  在集市上把座位讓給穆斯林

l  不允許成為穆斯林兒童的監護人

l  不可在距離清真寺較近的地方進行敬拜

l  不可在公共場合談論自己的信仰

這些歧視性法律所帶來的羞辱性影響激勵西班牙的基督徒和猶太人在收復失地運動（Reconquista）中積極擺脫伊斯蘭的枷鎖，在伊斯蘭教法下作為齊米人生活了幾個世紀之後，將壓迫他們的穆斯林趕出了伊比利亞半島。【18】

齊米人地位變成對穆斯林世界合法歧視和壓迫的正式表達和容忍。基本規則就是齊米人不能成為伊斯蘭國家的正式公民。通過繳納丁稅，基督徒和猶太人正式承認了他們對穆斯林的劣等地位和服從。然而，齊米制度的這種協議只有在他們行為溫順、不攜帶武器的情況下才會持續。如果他們在這些方面略有不從，他們的保護就會消失。

隨著十九世紀世俗民族主義的興起，穆斯林國家的齊米制度區別對待似乎已經逐步消失。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等一些穆斯林國家逐漸接受了世俗憲法並放棄了齊米制度。然而，這激怒了激進的穆斯林，他們認為這些國家違反了有關齊米人的伊斯蘭教法。因此，隨著世俗伊斯蘭發展艱難和伊斯蘭化的加強，齊米制度又死灰復燃。伊斯蘭教法現在呼籲在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全面恢復齊米制度。

巴特•葉歐爾證明，在穆斯林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中生活了幾個世紀的齊米人抑制不住地在心理層面上受到深深的影響。他們發展出了一種齊米人心態-脆弱、慶幸和自貶：【19】

l   弱勢地位，因為他們不允許武裝自己或自衛，也因為他們可能永遠不會在法庭上作證反對穆斯林，而穆斯林可能會對他們提出毫無根據的指控

l   心存僥倖，因為他們應該十分慶幸自己能受到保護

l   自卑自賤，因為他們不斷受到羞辱，不得不生活在恐懼之中

這種齊米人意識常常讓前往穆斯林國家的西方旅客感到震驚，因為貧窮的齊米人似乎已經接受了現狀，對激發變革漠不關心。他們只是保持低調，力求避免陷入麻煩。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人放棄了基督教信仰，皈依伊斯蘭，以便可以少交稅，也不再被視為不信道者（kufar）（卡菲爾）。當穆斯林受到批評時，他們甚至會表達憤怒，以證明自己的忠誠。

然而，多個世紀以來，齊米制度耗盡了中東和巴爾幹地區許多基督徒的最後一點信仰。正如派翠克·蘇克迪奧（Patrick Sookhdeo）所寫：

在自己的祖國被當作受鄙視的外國人，每天因為屈辱和剝奪權利的齊米法規而掙扎過活，有時還要遭受公然的迫害，這些都是對信仰的考驗，讓人難過的是，許多基督徒都未能通過考驗。「叛教」這個詞很刺耳，但事實就是如此。在基督教消失的地方，主要是因為基督徒選擇皈依伊斯蘭，以求生活得更輕鬆。【20】

蘇克迪奧講述了伊舒·尤布三世（Ishu’-Yub III）大牧首的故事，他以痛苦的語氣寫下了阿曼基督徒叛教以及馬宗（Mazon）主教轄區停止基督教敬拜的事實。阿曼基督徒因為物質原因和更輕鬆的生活而放棄了信仰。大牧首流著淚哀歎道：

他們並沒有被刀劍、烈火或酷刑所脅迫，而只是被想要抓住自己一半財產的欲望所支配！瘋癲混亂！-因為叛教立刻吞噬了他們，他們永遠被毀滅了…唉哉！唉哉！【21】

我們之所以應該高度關注齊米制度，不僅是因為它影響了穆斯林土地的兄弟姐妹，還因為它已經在西方扎根。許多西方人現在已經深受齊米意識的困擾，而他們國家人口中穆斯林僅占5%。

我親身經歷過這種事，那時我曾牧養一方會眾，十多年來一直試圖與穆斯林進行對話。聚會的安排是，雙方的講員可以就一個話題向聽眾發表演講，然後回答現場提問。從第一次會議開始，我就驚奇的發現穆斯林伊瑪目竟然可以毫無顧忌地批評基督教信仰，【22】順便說一句，他的話並沒有冒犯我，因為我預料到了這一點。讓我深感不安的是，組織者告訴基督教演講者要堅持正面地宣揚福音，不要談論伊斯蘭。與此同時，我們的穆斯林朋友每次都從基督徒那裡得到數千美元，用於租用場地和訂購食物，卻不需要提交收據，因為據說他們不習慣透明和督責的文化！而且，當一些基督徒想問一些尖銳的問題，關於巴基斯坦基督徒正在遭受的迫害時，【23】他們自己的領袖委婉地告訴他們，提出的任何問題不可越過雷池。

這些基督徒已經以三種不同的方式屈服於齊米制度。他們的態度讓人想起2002年被殺害的荷蘭政客皮姆·富圖恩（Pim Fortuyn）家門前花叢中留下的一張卡片，上面寫著：「在荷蘭，一切都可以容忍，除了真話。」【24】固然是不經意間，但我們中的許多人已經接受了齊米人身份。這應該引起我們所有人的深切關注。恐懼已經完全支配了我們嗎？這讓人想起以賽亞書51：12中的尖銳警告：

惟有我，是安慰你們的。

你是誰？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變如草的世人，忘記鋪張諸天、立定地基、創造你的耶和華。

又因欺壓者圖謀毀滅要發的暴怒，整天害怕！

【注釋】

【1】「和平宗教」（The Religion of Peace）網站列出了自9/11以來全球發生的4萬多起伊斯蘭恐怖襲擊事件；請參閱thereligionofpeace.com。

【2】「派翠克·布朗：伊斯蘭恐懼症是加拿大社會的禍害。我們必須消滅它。」（Patrick Brown: Islamophobia is a Scourge on Canadian Society. We must Erase it.）《國家郵報》（National Post），2021年6月22日，nationalpost.com。

【3】原文刊登於《對話》（The Conversation）。

【4】「西方媒體中的伊斯蘭恐懼症是基於錯誤的前提」（Islamophobia in Western Media is based on false premises），《對話》，《國家郵報》，2021年1月21日，載於nationalpost.com。

【5】「巴勒斯坦人將奧薩馬·本·拉登評為他們最喜歡的世界領袖」（Palestinians rank Osama bin Laden as their favourite world leader），《國家郵報》，2003年6月4日，A2版。

【6】蘇克迪奧，《伊斯蘭傳教》，69-70頁。

【7】「法國極右翼領導人瑪麗娜·勒龐被判仇恨言論罪名不成立」（France’s far-right leader Marine Le Pen acquitted of hate speech charges），法國24電視台（France24），2021年5月4日，載於france24.com。

【8】蘇克迪奧，《宗教的作用》（The Role of Religion），35頁。

【9】《2020年全球恐怖主義指數-衡量恐怖主義影響》（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0 –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經濟與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悉尼，2020年。下載，GTI2020Terrorism.pdf。

【10】例子太多，無法一一列舉。這裡是其中之一。雖然阿亞安·希爾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在她的書《獵物》（Prey）中一絲不苟地引用和記錄了她對伊斯蘭的每一個說法，但她可以毫無根據地、毫無保留地聲稱俄羅斯政府涉嫌參與「動搖歐洲和美國的自由民主」。她知道，她不會因這些毫無根據的指控而被追究責任。參見《獵物》，第十三卷。

【11】「美國學者稱對美國的真正威脅是恐俄症」（American Scholars Say the Real Threat to the U.S. is Russophobia）（HBO），油管視頻（YouTube）上的VICENews。

【12】巴特•葉歐爾（Bat Ye'or），維基百科，2021年7月30日查看，wikipedia.org。

【13】邁克爾·優素福（Michael Youssef），《耶穌、聖戰與和平》（Jesus, Jihad and Peace）（田納西州佛蘭克林：Worthy Publishing，2015年）第115頁。

【14】伊爾沙德·曼吉（Irshad Manji），《當今伊斯蘭的麻煩》（The Trouble with Islam Today）（Toronto: Vintage, 2005），69頁。

【15】蘇克迪奧，《伊斯蘭傳教》，93-94頁。

【16】有關薩拉丁（Saladin）和哈基姆（Hakim）的參考資料，請參閱菲力浦·詹金斯（Philip Jenkins），《基督教遺失的歷史》（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HarperOne：紐約，2008年），109頁。

【17】出處同前。

【18】漢克·哈內格拉夫（Hank Hanegraaff），《穆斯林》（Muslim）（Nashville, TN: Thomas Nelson: 2015），88頁。

【19】有關齊米制度產生的心理影響，請參閱杜里，《第三種選擇》（The Third Choice），第179-181頁。

【20】蘇克迪奧，《無緣無故的仇恨》（Hated Without Reason），72頁。

【21】出處同前。

【22】例如，說聖經已被篡改，或者說耶穌不是神的兒子，而且從未死過或復活，等等。

【23】當時，巴基斯坦基督徒阿薩亞·比比（Asia Bibi）因巴基斯坦臭名昭著的褻瀆法被判處絞刑。由於世界各地大力支持，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後來於2018年10月宣判她無罪。

【24】請參閱哈里·安提諾德斯（Harry Antinodes）所著《鹿特丹，歐拉伯之都》（Rotterdam, Capital of Eurabia），基督教更新（Christian Renewal），2009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