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薩德消失了。「包容」的哈里發崛起

朱利奧•莫奧蒂（Giulio Meotti）（https://www.israelnationalnews.com/news/400409）

昨天它被稱為努斯拉（Al Nusra），今天它被稱為沙姆解放組織（HTS），基地組織的一個分支。觀點。

朱利奧•莫奧蒂（Giulio Meotti）（https://www.israelnationalnews.com/author/Giulio_Meotti）

2024年12月8日

敘利亞反對派佔領了阿勒頗（Aleppo）市中心 Anadolu via Reuters Connect

1971-2024年：敘利亞的阿薩德王朝已經結束。

獨裁政權從未有善終，無論多麼頑固，他們總是有結束的一天，更不用說10%的阿拉維人（Alawites）凌虐80%的遜尼派的家庭獨裁政權了。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大馬士革在一星期內不戰而降。就像伊斯蘭國攻勢下的伊拉克和塔利班之前的西方「喀布爾」。

敘利亞內戰已經把敘利亞變成了一個由伊朗和俄羅斯控制的傀儡政權。

敘利亞在崩潰之後，將遵循人口的路線。在中東-但也在歐洲-人口統計都總是有利於伊斯蘭。也許這個國家會分裂成種族-宗教飛地，或者它會變成一場真正的內戰，或者最有可能是，兩者的可怕結合。中東不以穩定著稱。而混亂是在中東你唯一能打賭的事情。只有那些徹底腐朽的西方人才看不到以色列是他們那個地區唯一的依靠，對於歷史、宗教、能源和恐怖主義來說如此重要。

在這個分水嶺的時刻，誰贏，誰輸？有較多的失敗者，甚至那些贏的人也會失去很多。

伊朗人輸了，他們把敘利亞作為基地和通道。大馬士革的倒台是否會成為伊斯蘭革命的「喀布爾時刻」還有待觀察。

俄羅斯人不僅失去了他們在地中海的基地，而且失去了1991年後的歷史盟友。

庫爾德人輸了，他們才是最害怕伊斯蘭政權到來的人，他們是歐洲人在這場野蠻人之間的戰爭中唯一真正的盟友。埃爾多安（Erdogan）和伊斯蘭無法忍受這些支持武裝婦女、讓她們的頭髮隨風飄揚，將宗教置於私人領域，並幫助歐洲人摧毀伊斯蘭國的小人物。

法國知識份子帕斯卡·布魯克納（Pascal Bruckner）、伯納德·庫什內（Bernard Kouchner）和斯蒂芬·布雷頓（Stephane Breton）在《費加羅報》（Le Figaro）上簽署的呼籲稱：「敘利亞庫爾德人擊敗了那些在我們歷史上造成最嚴重襲擊的伊斯蘭主義者。當具有令人欽佩勇氣的年輕庫爾德戰士被聖戰分子抓獲時，他們會被折磨、剖腹並撕成碎片。這種野蠻行徑是無法持續的。庫爾德人是我們在該地區唯一的盟友，已經證明了他們的有效性。如果我們拋棄他們，就沒有人能幫助我們遏制針對我們的新的恐怖主義爆炸事件。最後，敘利亞的庫爾德人正在建立一個尊重種族和宗教多元化以及男女平等的民主社會。」

基督徒和所有那些不想生活在遜尼派和伊斯蘭教法統治下的人也輸了：沒有面紗的婦女、宗教少數群體、自由和世俗的人。革命勝利者的座右銘是「墳墓裡的阿拉維人，黎巴嫩的基督徒」。

歐洲輸了，一個無法表達任何意見的歐洲，它不僅歡迎難民，還有恐怖分子，他們將利用敘利亞作為聖戰的基地。令人震驚的是，歐洲不再有任何外交政策。

埃爾多安贏了，這位資助伊斯蘭叛亂並能為他的「埃爾多安斯坦」拼圖添上一塊的人。

卡塔爾贏了，因為它一直武裝敘利亞伊斯蘭叛軍。

伊斯蘭國（ISIS）贏了，已經開始利用這一局勢重新組建自己（在其力量頂峰時控制了敘利亞的三分之一地區）。

美國有贏有輸。它距離遙遠，不受中東地緣政治衝擊的影響，短期內因為「邪惡軸心」的一部分倒下而獲勝，但可能很快又不得不介入對抗恐怖武裝。

以色列有贏有輸：它贏了，因為在對真主黨的打擊之後，霍梅尼主義（Khomeinism）的一個歷史盟友不復存在了。它失去的是，對於猶太飛地來說，最好的結果本應是一個被削弱的阿薩德。沒有人知道伊斯蘭政權會帶來什麼。短期內，分而治之。

最重要的是，政治伊斯蘭贏了。我們正在見證自2011年穆斯林兄弟會掌權埃及以來，伊斯蘭最大的爆發。在敘利亞的街頭，一場由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的前中尉領導的、呼喊著「真主至大」（Allahu Akbar）的革命正在發生，他的領導人仍然被美國懸賞會得到1000萬美元。如果他們在地中海上建立一種哈里發國，他們將會被載入史冊。

「在像阿勒頗這樣的城市的廢墟上，拒絕皈依伊斯蘭的基督徒被伊斯蘭叛軍綁架、處決和斬首。」這是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羅恩·普羅梭爾（Ron Prosor）在十年前所寫的話。

在中東，歷史總是在重演。但比以前更糟。

「他們想恢復哈里發國，」《費加羅報》解釋說。「他們認為庫爾德人和基督徒是西方向穆斯林土地的延伸。」

但是這些叛亂者是誰？他們的領導者是誰，自稱戈蘭尼（Al Golani）是因為他聲稱擁有以色列的戈蘭高地（Golan）嗎？

昨天它被稱為努斯拉，今天它被稱為沙姆解放組織，基地組織的一個分支。庫爾德人和基督徒都有理由害怕日益逼近的伊斯蘭主義者，他們的線上通訊宣導系統性地掠奪和摧毀基督徒村莊，以及奴役庫爾德女性。

馬克·杜博維茲（Mark Dubowitz）寫道：「在敘利亞衝突中，美國和以色列唯一真正的盟友是庫爾德人。其他人都是對手：埃爾多安、阿薩德、普京、哈梅內伊、真主黨、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和戈蘭尼。多年來我們未能支援庫爾德人，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但是，讓我們看看誰掌握了權力。

「基督徒是豬。他們不配活著。」這是一位伊斯蘭主義叛亂分子對基督徒埃利亞·加爾古斯（Elia Gargous）所說的話，他是被努斯拉陣線民兵在敘利亞西部的拉布勒（Rableh）外綁架人其中一人。他們被帶到距離拉布勒兩英里（三公里）的聖以利亞（St. Elias）修道院。在那裡，基督徒們只能無助地看著聖像在他們面前被砸毀。加爾古斯說：「他們要求我們改變信仰，但我們拒絕了。他們在我們面前殺人。」

在與半島電視台的一次採訪中，當時的努斯拉陣線領導人阿爾·戈蘭尼解釋了敘利亞宗教少數群體的未來將會怎樣。阿拉維派必須「糾正他們的教義錯誤並接受伊斯蘭。」但這不僅僅是阿拉維派，戈拉尼使用伊斯蘭主義者的術語「努賽里派（Nusayris）」來指代他們。德魯茲人（Druze）也需要從「他們陷入的教義陷阱中改革。」

聖戰分子屠殺了整個家庭：「阿爾·努斯拉襲擊了基督教村莊，只殺害了軍隊裡的人和基督徒；一名婦女被屠殺，一個十字架被放進了她的嘴裡。」

今天戈拉尼宣稱「多樣性是我們的力量」，這句話聽起來更像是西方的人力資源部門而不是聖戰者的軍閥。就像「包容的塔利班」，聖戰分子知道如何向西方推銷自己。

無論它在哪裡統治，沙姆解放組織都實行伊斯蘭教法巡邏-「希斯巴（Hisbah）」，毆打和監禁那些違反伊斯蘭服裝或在無人身邊旅行的婦女。在他們統治了十年的敘利亞城市伊德利卜（Idlib），他們用石頭砸婦女。然後是對孩子們的斬首。

伊斯蘭思想家剛剛發佈了一項新的追殺令：

「伊斯蘭教法和壓制敵人的政策與穆罕默德壓制猶太人時的做法是一致的。」

伊斯蘭主義者一控制了阿勒頗機場，就摧毀了所有的酒瓶。

奧倫特河畔（Orontes River）的卡納耶（Kanayé）村，在伊德利卜省被伊斯蘭主義武裝分子侵佔，他們現在正在敘利亞進軍。阿勒頗名譽牧師朱塞佩·納扎羅（Giuseppe Nazzaro）透露了他們所做的事情：

「在卡納耶，薩拉菲（Salafi）民兵和『努斯拉戰爭組織（Jabhat al-Nousra）」的聖戰分子已經命令教區神父停止敲鐘。婦女們不得再無遮蓋地走上街頭，而必須戴上面紗。如果他們不遵守這些命令，威脅就是大屠殺。我們面臨著他們在附近加薩尼村（Ghassanieh）已經做了一年多的事情。在加薩尼村，他們命令居民立即離開村莊，否則他們將進行大屠殺，他們得到了想要的結果：佔領了整個村莊，所有的基督徒都被剝奪了財產。在卡納耶，他們沒有強迫人口離開，而是按照伊斯蘭法律生活。」

伊斯蘭主義計畫有一個簡單而有效的口號：「先解決星期六的人，再解決星期天的人」。

猶太人已經在阿拉伯國家生活了2500年，始於「巴比倫囚虜」時期。1948年，他們在利比亞的人口中占3.6%，在摩洛哥占2.8%，在伊拉克占2.6%。他們在不同國家的社會地位各不相同。

在伊拉克和埃及，一些猶太人在他們的職業和專業領域取得了成功，並在他們的社會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而在也門和摩洛哥，他們通常很貧窮。在利比亞、敘利亞、摩洛哥，特別是在伊拉克，發生了大屠殺。1941年6月的短短兩天內，在巴格達發生了一場被稱為「法爾胡德（Farhud）」的大屠殺：在親納粹的拉希德·阿里·蓋拉尼（Rashid Ali al-Gaylani）政權下，有179名猶太人被殺害，600人受傷。1945年，在的黎波里，伊斯蘭主義者殺害了超過140名猶太人。

在其他幾個阿拉伯國家，猶太人被謀殺、綁架和迫害。阿拉伯聯盟國家決定剝奪其猶太人的公民身份。伊拉克在1950年剝奪了其猶太人的公民身份，並在1951年沒收了他們的財產。埃及和利比亞通過法律，規定「猶太復國主義者」不是公民。他們忽視了那些在這些國家生活了一千多年，肯定是在穆罕默德誕生之前的猶太人。

隨著1948年以色列的建立，中東的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中的猶太人面臨著被剝奪財產、有組織的歧視、暴力、襲擊和大屠殺。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幾乎所有的猶太人，超過85萬人，都離開了那些國家。人數最多的是來自摩洛哥（265,000人）；阿爾及利亞（140,000人），伊拉克（135,000人）和突尼斯（105,000人）。幾乎所有的55,000名也門猶太人被帶到以色列。有13萬名猶太人從伊拉克空運到以色列。超過85萬名伊斯蘭猶太人中有60萬人前往以色列。

一個在學校或報紙上沒人教導的故事。

1947年，阿勒頗的一場阿拉伯起義殺死了數十名猶太人，摧毀了數百座房屋、商店和猶太會堂。這是大批猶太人從敘利亞移民到以色列的開始。1967年戰爭爆發時，仍有1000名猶太人留下來。

在官方意義上，猶太人被認為是「敘利亞公民」，但在他們的身份證上有一個紅色的浮雕標誌：「猶太人」。他們只能在距離自己家園5公里的半徑範圍內自由活動，並被禁止出售房地產。如果一個猶太人死亡，他的財產就會移交給「巴勒斯坦事務政府機構」。猶太人經常被登記並接受檢查：即使在晚上也會襲擊他們的家，搜查，酷刑。

裘蒂·費爾德·卡爾（Judy Feld Carr），一位1939年出生於多倫多的猶太女性，音樂教師，是組織超過3000名猶太人從大馬士革、阿勒頗和卡米什利（Qamishli）逃往以色列和美國的女性。這是在大屠殺之後最不可思議的救援行動之一，始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一位原本來自阿勒頗的猶太女性，住在多倫多，決定返回她的家鄉探望仍在那裡的兄弟。她帶著一封信回來，交給了費爾德·卡爾。「這是一封我本應在大屠殺時期期望收到的信，」教授回憶說。「信是由社區的三位拉比寫的：『我們的孩子就是你們的孩子。讓我們離開這裡，』我記得信中這樣寫道。」

那時，敘利亞當局不允許猶太人移民，並且對那些試圖逃跑而被捕的人進行折磨。花了兩年時間才使得第一個人以贖金的方式逃脫。加拿大在大馬士革沒有大使館，因此很難找到賄賂敘利亞官員的方法。第一個逃離敘利亞的拉比已經被監禁和折磨，並且患有癌症，病入膏肓。多虧了裘蒂，他實現了在以色列與母親一起喝咖啡的夢想。然後她許了一個願望：「帶我的女兒離開敘利亞。」

於是，這位加拿大人為了這位當時19歲的女孩採取了行動（她現在住在巴特亞姆（Bat Yam），是一位祖母）。在加拿大社區的財政支持下，從未踏入敘利亞一步，裘蒂幫助居住在那裡的4600名猶太人中的3328名猶太人逃離（幾乎所有其餘的猶太人都通過自己的方式或以色列的幫助逃脫）。在觀察到敘利亞內戰爆發後傳來的新聞，大屠殺，少數民族的消失後，卡爾說：「如果這個超過3000人的社區還存在，我認為猶太人今天就不會還活著了。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猶太人留在敘利亞，他們將會遇到與基督徒尼納爾·奧迪肖（Ninar Odisho）同樣的命運，他在塔布卡（al-Tabqah）市，在伊斯蘭叛軍手中一年多，當時一些聖戰分子接近他。在用槍指著他後，他們放了他的兩個朋友走了，因為他們是穆斯林，而在得知尼納爾是基督徒後，他們將他打死。

他們可以隨意責怪以色列：基督徒不會倖免。「2014年2月，我見到了埃及猶太社區的負責人瑪格達·哈龍（Magda Haroun），」科普特人薩繆爾·塔德羅斯（Samuel Tadros）在《紐約時報》上寫道。「今天，她告訴我，這個國家只剩下15名猶太人，而這個人口曾經達到10萬。哈龍女士說她擔心科普特人很快也會步其後塵。當時，我認為這種可能性被誇大了。但我自己已經離開了這個國家，成千上萬的科普特人也離開了。哈龍女士是對的。」

是的，她是對的。

像摩薩布·哈桑·優素福（Mosab Hassan Yousef）一樣，此刻我只希望那些負責人已經及時銷毀了阿薩德軍火庫中的化學和生物武器。因為一個相信真主無敵和用手指控制著一桶氣體就能征服羅馬的有鬍子的伊斯蘭主義者的想法，讓我一點也不安心。我不願意親眼目睹像電視劇《傑克·里安（Jack Ryan）》中的場景，一個敘利亞伊斯蘭主義者在巴黎的一個教堂裡散佈沙林毒氣。

巴黎聖母院絕對值得一次攻擊。歐洲，要警惕。

這篇文章翻譯自Giulio Meotti的在線文章「Assad is gone. The “inclusive” Caliph rises」

https://www.israelnationalnews.com/news/40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