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學家對聖訓文獻的看法

法特瑪·克茲爾（Fatma Kızıl）

2013年6月27日，星期四

按年代順序分析（1848-1950）

關於聖訓文獻（先知言行錄）作為合法來源的價值問題，是一個廣泛討論的議題，不僅吸引了研究聖訓的東方學家，也吸引了從事伊斯蘭法律、伊斯蘭歷史和古蘭經研究的學者。因此，本討論需要在一定範圍內進行限定。聚焦於1848年至1950年這段時期是合適的，因為這一時期可以讓我們按年代順序分析，同時在這段時期主要東方學家創作出了他們的核心著作，影響了整個東方學傳統對聖訓的看法。

在西方，聖訓研究在1890年開始逐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而不再僅僅是伊斯蘭歷史或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生平研究的一部分，這一年，匈牙利學者伊格納茨·戈德齊赫（Ignaz Goldziher，1850-1921）出版了其著作《穆罕默德研究》（Muhammedanische Studien）第二卷，專門聚焦於聖訓。因此，對東方學家關於聖訓文獻真實性及來源的看法的研究，必須以這段時期為焦點，從戈德齊赫時期開始，同時也需要關注其之前的研究。

在戈德齊赫之前，古斯塔夫·韋爾（Gustav Weil，1808-1889）是聖訓文獻研究中一個重要人物。他在《哈里發王朝史》（Geschichteder Chaliphen）中提出，布哈里聖訓全集中的所有聖訓都應被否定。他還對古蘭經中將先知描述為凡人的經文，以及關於夜行（Isra）奇跡事件的經文的真實性持懷疑態度。緊隨其後，阿洛伊斯·斯普倫格（Aloys Sprenger，1813-1893）在其1861至1865年間出版的三卷本著作《穆罕默德的生平與教導》（Das Leben und die Lehre des Mohammad）中提出，聖訓文獻中包含的真實材料多於編造事件。另一位研究聖訓真實性的東方學家是威廉·繆爾（William Muir，1819-1905），他在《穆罕默德生平》（The Life of Mahomet）的序言中提出了多條判定聖訓真實性的標準，從而提供了東方學家努力嘗試為聖訓建立年代順序的最早例證。繆爾認為，盡管傳述者在聖訓文本中常有曲解，但聖訓文獻總體上包含歷史事實。最後，在戈德齊赫之前，至少還應當提及的還有賴因哈特·多齊（Reinhart Dozy，1820-1883）及其著作《伊斯蘭思潮》（Het Islamisme，1863）。受斯普倫格和繆爾影響，多齊認為布哈里聖訓全集中約一半聖訓是真實的。他認為，聖訓在聖遷（Hijrah）之後第二世紀才被書寫，這一事實正是為何許多虛構聖訓被納入文獻的原因。他的作品中提出的言論還包括，降示是癲癇發作，這種言論「因侮辱宗教價值觀而引發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Hatiboglu, Osmanli Aydinlarinca Dozy'nin Tarih-i Islamiyyet' ine Yoneltilen Tenkitler [Criticism Directed to Dozy's History of Islam by the Ottoman Intellectuals], p. 202）。

伊格納茨·戈德齊赫作為每位研究聖訓的東方學家必然引用的傑出人物，也對聖訓文獻持懷疑態度，但他不同意多齊認為至少半數布哈里聖訓應視為真實的觀點。他透露出對聖訓文獻的整體不信任，認為絕大多數聖訓是盛行於伊斯蘭前兩世紀宗教、歷史和社會條件的產物。在他看來，這一文獻包含各種相互矛盾的政治觀點。盡管他有時暗示聖訓文獻可能包含一些數量的真實材料，但他並未明確說明。他還指出，作為合法來源的聖行（先知實踐）的重要性是逐步增加的-這一言論將會被後來的東方學者所採納，尤其是斯查赫特（Schacht）及其追隨者，他們認為先知聖傳在伊斯蘭歷史開端並非參考來源。戈德齊赫描繪了一幅聖訓編造是普遍存在現象的穆斯林社會圖景，人們為政治或其他目的頻繁創作杜撰的聖訓。他認為，不同群體會創作許多支持他們各自立場的聖訓，或修改現有聖傳以證明其觀點，或審查其他群體採納的聖訓。他還指責穆斯林學者僅僅依賴傳述鏈（isnad），而未留心重視聖訓文本中的「明顯時代錯誤」。

荷蘭東方學家斯諾克·赫格隆傑（C. Snouck Hurgronje，1857-1936），他是戈德齊赫同時代的人，與後者同樣認為聖訓文獻是伊斯蘭前三個世紀主導群體的產物，因此反映了他們的觀點。兩位東方學家有同樣想法，他們認為不同群體創作了大量聖訓，並以此為手段來實現自身目的。他們還都認為聖訓文獻包含許多來自舊約和新約以及羅馬法律的元素。赫格隆傑認為，當穆斯林學者意識到這些外來元素開始構成威脅時，他們開始篩選並剔除那些產生負面影響的內容；但是，他們保留已成為伊斯蘭傳統不可分割部分的元素，接著抹去有可能表明其真實來源的任何痕跡，將這些保留下來的聖傳稱為「聖訓」。那麼相應地，赫格隆傑堅持主張這些聖訓根源可一直追溯到先知的說法完全是錯誤的，而且，基於這些聖傳無法重現先知的生平和教導-這一主張正是他對聖訓文獻持有偏見的邏輯結果。

比利時東方學家亨利·拉蒙斯（Henri Lammens，1862-1937）也採納了戈德齊赫關於穆斯林學者未能發現聖訓文本「明顯時代錯誤」的觀點。根據他的說法，穆斯林宗教學者群體的成員烏理瑪（學者階級）很大程度上將他們的努力焦點局限於對傳述鏈的批判，而未充分關注聖訓的內在或文本批評，因此他們未能發現傳述中存在邏輯和歷史上的不一致之處（不可能性）以及時代錯誤。在許多要點上，他同意戈德齊赫的看法，認為這些聖傳有其所謂的虛構性本質，他辯稱，伊斯蘭法律受羅馬法律影響極深。根據拉蒙斯的說法，借用自外部來源的元素不僅通過聖訓的編造被錯誤地歸於先知及其聖門弟子，也被完全同化入伊斯蘭法律，從而使得伊斯蘭法學看起來就像是一種獨創且正宗的法律聖傳。

另一位東方學學者大衛·撒母耳·馬戈里勞斯（David Samuel Margoliouth，1858-1940）同樣也認為伊斯蘭法律是對其他體系的模仿，馬戈里勞斯深受戈德齊赫和繆爾影響，他認為，正如戈德齊赫的研究中所闡述的那樣，聖訓文獻的發展應該引領研究者保持懷疑，不斷提出這個問題：「這一特定聖訓被編造出來可能的原因是什麼？」除了受到前輩影響外，馬戈里勞斯對隨後的東方學家尤其是約瑟·斯查赫特（Joseph Schaht）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通過斯查赫特，又進一步影響了整個東方學傳統。關於這點，他最具影響力的主張是提出這樣一個想法：最初「聖行」概念被用來指代還未被古蘭經廢止的前伊斯蘭習俗/聖傳。對他而言，將「聖行」這個概念歸於先知的言行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他認為，這一轉變背後的原因之一是想要防範一種潛在發生的無政府狀態—由於伊斯蘭擴張，使得不同群體融入穆斯林世界，這些群體的聖傳習俗和生活方式大行其道也許會引發這種情況。馬戈里勞斯認為，先知無誤（ismah）及未宣讀降示（wahy ghayr matluw）的觀念是為證明先知聖行作為正當法律來源的地位而構建的。在提到未宣讀降示這一點時，戈德齊赫也提出類似說法。馬戈里勞斯始終認為，布哈里通過將既有慣例（現行做法）溯源至先知以證明既有慣例的合理性，隨著這些慣例成為先知的聖行，權威也因此隨之得到強化，在這一過程的最後階段，布哈里試圖以其嚴格準則甄別整理聖訓；然而，在戈德齊赫看來，那些被他（布哈里）視為可靠的聖傳，其真實性仍舊存疑。

約瑟夫·霍羅維茨（Josef Horovitz，1874-1931）在1950年之前的時期也是研究東方學的另一位西方學者，以對穆罕默德生平史（seerah）文獻的研究著稱。然而，霍羅維茨本人指出，穆罕默德生平史文獻不能完全脫離聖訓文獻。他嘗試採用伊本·伊沙克（Ibn Ishak，85/704-151/768）的方法建立傳述鏈年代順序。霍羅維茨認為，傳述鏈首先起源於伊斯蘭曆第一世紀後半葉。盡管此前東方學者所給出的日期要早於這個傳述鏈開始的時間點，霍羅維茨仍對傳述鏈在確立聖訓「來源」方面發揮的作用持懷疑態度，他的觀點與其他東方學者觀點不同，比如尤因博爾（G. H. A. Juynboll），他將經文的傳述鏈追溯到了同一時間點。同樣，盡管霍羅維茨在有關傳述鏈年代順序的問題上與他的前輩們存在分歧，但他與他們也有共同的立場，他們都一致主張，伊斯蘭包含了大量來自外來宗教和文化的元素，他將伊斯蘭描述為「一個融合主義占主導地位的領域」。

荷蘭東方學家阿倫特·揚·溫辛克（Arent Jan Wensinck，1882-1939）也提出類似主張，他是著名的「詞語索引」（Concordance）專案的核心成員。關於荷蘭東方學傳統的一項研究顯示，當他在寫作博士論文時，研究先知穆罕默德與麥地那猶太人關係，溫辛克意識到聖訓對伊斯蘭神學的重要性，於是啟動該項目以提高聖訓在伊斯蘭研究中的利用效率。他認為，古蘭經條文規定適用範圍僅限麥地那，而隨著伊斯蘭擴張到阿拉伯半島以外，便出現了對不同道德規範和法律規範的需求；這些穆斯林借鑒了羅馬和猶太律法、基督教倫理與禁欲主義及希臘文化。根據他的說法，這些取自外來聖傳的元素彌補了缺失的聖傳，並且被納入聖訓文獻。他進一步斷言，這段文獻不僅包含了上述聖傳中所借鑒的那些元素，而且還包含了競爭派別所編造的聖訓內容，正如戈德齊赫在他之前所論述的那樣。正因如此，溫辛克將聖訓視為是伊斯蘭神學史的重要來源。他假定古蘭經由先知創作，聖訓則由伊斯蘭社會在其死後產生，這也是聖訓在穆斯林中如此廣泛流行的原因。

另一位致力於研究先知聖傳的西方學者是阿爾弗雷德·紀堯姆（Alfred Guillaume，1888-1965），相對於他的前輩們，他有著不同觀點，他認為，聖訓被編造的不同方式反映了競爭群體的政治與宗教傾向。他還指出，基於傳述過程中出現的疏漏，被歸於相關權威的聖訓中，僅有少數聖訓確屬其本人所述。就此而論，由於他那部題為《伊斯蘭聖傳》（The Traditions of Islam）專注於聖訓文獻研究的著作，使得在此提及他的名字成為必要。

顯然，目前為止所提及的所有東方學家均對聖訓文獻秉持一致的懷疑態度。而在此處，我們不妨援引東方學文獻中一種不同的視角，即約翰・富克（Johann Fueck，1894-1974）的見解，他對前輩學者的懷疑態度的研究方法提出批評，認為先知從一開始就為穆斯林樹立了完美典範。他著重強調聖訓文獻具有凝聚人心而非製造分裂的方面，他關注的是秉持獨立客觀立場的聖訓學者，而非那種認為不同派系相互競爭、刻意編造先知聖傳的觀點。在富克看來，那些將聖訓文獻單純視為後世觀點彙編的人，忽視了先知對信眾的深遠影響。正因如此，他們未能認識到聖訓文獻的原創性，反而將其看作是由諸多外來元素拼湊而成的「拼貼作品」。由此，他們在聖訓被證實真實可信之前，便先認定其均為編造之作。但富克卻認為，盡管聖訓學者未能成功地徹底剔除編造聖訓，聖訓文獻中仍存有大量真實可信的聖傳。因為先知逝世五十年後，聖訓搜集工作才正式啟動，彼時僅有年輕一輩的聖門弟子尚在人世，而聖訓宗教學者群體僅依據這些弟子的傳述整理聖訓。從這一點來看，像阿布・伯克爾（Abu Bakr）與歐麥爾（Omar）這類更親近先知的聖門弟子，其相關傳述留存極少，這一情況反倒提升了聖訓學者的可信度。（富克指出，因為假如這些學者真如外界所宣稱的那般編造聖訓，他們理應將這些聖訓歸於更親近先知的年長聖門弟子名下，而非年輕弟子，因為這樣做會讓他們（編造）的聖訓更具可信度；但他們並未如此行事，這恰恰印證了其可信度。）另一方面，富克提出，聖訓的傳述鏈最終僅能追溯至伊斯蘭曆第二世紀，而對於此前的時期，並無確鑿史料佐證。盡管他認可聖行的根源可追溯至伊斯蘭曆第一世紀，但他聲稱後世對部分聖訓作出了修改與修訂。盡管如此，他與早期東方學家仍有分歧，他的觀點是，在多數情況下，這些變化背後的真正本質是能夠依據某些標準來確定的。

很明顯，除了約翰・富克這個顯著例外，目前提及的所有東方學家基本上都認同並詳細闡述了戈德齊赫提出的觀點。盡管如此，對後世產生了與戈德齊赫不相上下影響的約瑟・斯查赫特（Joseph Schacht，1902-1969年）卻抱怨道，戈德齊赫的研究成果遭到了忽視，導致「降低了標準」。當然，他所說的「降低了標準」，指的就是學界放棄了戈德齊赫對聖訓的懷疑態度。他將自己的研究視為戈德齊赫工作的延伸，其研究的基本前提是：聖訓並非傳遞先知言行的聖傳記載，而僅僅反映了第二世紀伊斯蘭社會發展態勢與主流觀點。在斯查赫特看來，正是依靠沙斐儀（al-Shafi'i，150/767-204/820）的努力才使得聖訓成為伊斯蘭法律的合法來源，並最終獲得了相較於「個人意見」的權威地位；此後50年間，「升傳聖訓」（marfu）（至聖聖訓）（即歸於先知的聖訓）的傳述出現了浪潮式增長。因此，斯查赫特聲稱，升傳聖訓最早出現於伊斯蘭曆第二世紀中葉，而屬於聖門弟子的合法聖訓（mawkuf，聖門弟子聖傳）則誕生於二世紀初期。從這一時間劃分不難看出，他認為先知聖訓被採納為伊斯蘭法律來源的時間，晚於聖門弟子聖傳被採納的時間，也就是說，後者的採納時間更接近先知本人所處的時代。盡管如此，如前所述，他為聖門弟子聖傳劃定的時間上限不早於伊斯蘭曆100年，這一觀點也引出了他的另一項主張。在斯查赫特看來，在那些歸於聖門弟子的聖傳中，同樣不可能找到任何真實可信的聖傳。他認為，真正真實的法律類聖傳，只能在歸於後世「再傳弟子」（tabiun）那代人的聖傳中尋得。由此可見，他所提出的這些無證據的說法具有重大影響。此外，盡管斯查赫特承認，追溯涉及神學議題的聖訓的時間可能比法律類聖傳的成書時間更早，不過他仍斷言，並非所有這類聖訓都能追溯至一世紀。他還堅稱，自己關於合法聖訓的結論同樣適用於歷史傳述。綜合來看，他的這些主張可以說具有深遠意義。正因如此，斯查赫特成為了東方學文獻領域的一位核心人物，對後世學者產生了巨大影響-其影響力之大，使得此後的東方學家逐漸分裂為支持其觀點與反對其觀點兩大陣營，而他本人也成為該文獻研究領域繞不開的中心人物。

至此前文簡要提及的這些東方學家，代表了西方伊斯蘭研究的主流傳統。將斯查赫特視為該領域的轉捩點，不僅因其對後世學者影響深遠，更在於他的一系列主張引發了人們的強烈反響，進而塑造了這一學科的發展方向。對他自己作品的普遍指責以及這一時期可概括如下：與穆斯林的認知不同，在先知在世期間及逝世後，就穆斯林學者而言，並未在聖訓傳述領域開展密集活動，也未曾努力進行過任何系統性的學術整理。正因如此，這一時期的東方學家既不相信聖訓文獻的真實性，也從未以任何方式將其與先知直接關聯。然而，這種態度使得人們無法對一世紀的相關情況作出任何探討，也阻礙了進一步的研究，導致該時期成為一個「封閉時期」。另一方面，那些已意識到這一問題、並試圖依據他們確立的特定標準運用聖訓的西方學者，卻被（斯查赫特）指責為「降低了標準」。

這篇文章翻譯自Fatma Kızıl的在線文章「The Views of Orientalists on the Hadith Literature」

http://www.lastprophet.info/the-views-of-orientalists-on-the-hadith-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