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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的女權主義幻想
伊斯蘭的女權主義幻想
為什麼說「穆斯林女權主義」存在根本性缺陷?
2025年1月3日

朱莉·賓德爾(Julie Bindel)(https://courage.media/author/julie-bindel/)
作為一名女權主義者,我從17歲起就參與制止男性暴力侵害婦女和女童運動,我對以宗教和文化的名義實施的許多不同形式的侵犯人權行為很熟悉。
2001年9月11日(911事件)之後,我越來越意識到,與其他主流宗教相比,伊斯蘭在對傷害婦女的信仰和習俗方面享有豁免權。我以為所有的女權主義者都會義憤填膺,大聲疾呼—但我錯了。事實上,許多婦女似乎願意把自己捆綁起來,努力相信「穆斯林女權主義」是個東西。
左派把一切都歸咎於西方的傾向為恐怖主義提供了抵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理由。作為一名終身女權主義者和左翼人士,我長期以來一直對那些聲稱為婦女權利而奮鬥卻屈服於伊斯蘭法西斯男人的人深感失望。在英國、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這些女性支持伊斯蘭法庭、佩戴全臉面紗、(接受)包辦婚姻、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公共場所的性別隔離。支持傳統伊斯蘭不僅與女權主義背道而馳,甚至也與最基本的男女平等背道而馳。
克里斯汀·德爾菲(Christine Delphy)是著名的女權主義知識份子,1977年與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共同創辦了《新女性主義問題》(Nouvelles Questions Féministes)雜誌。她是女權主義組織「解放女性主義運動」(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s Femmes, MLF)的長期成員。(就算)擁有如此無可挑剔的資歷,人們依然可能會認為德爾菲會反對這種歧視女性的做法,比如要求女性遮蓋起來以顯得「端莊」—但事實並非如此。德爾菲認為,那些認為面紗是壓迫婦女的象徵的女權主義者是伊斯蘭恐懼症患者。2015年,德爾菲在《衛報》的一篇文章中(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womens-blog/2015/jul/20/france-feminism-hijab-ban-muslim-women)寫道:「白人女權主義者應該接受(戴面紗的)女性想要根據自己的情況發展自己的女權主義,這種女權主義會考慮到她們的伊斯蘭文化。」
在不久遠的過去,我從來沒有想到女權主義者可能要麼支持伊斯蘭主義,或者過於懦弱而不敢譴責伊斯蘭主義。2006年,在我意識到存在有組織的男性團伙為了經濟利益和個人享樂而虐待女童的現象數年後,我向《衛報》(Guardian)投遞了一篇關於這個話題的報導。我從一位警方聯繫人那裡聽說,三年前,一個名叫夏琳·唐斯(Charlene Downes)的14歲女孩從她位於英格蘭西北部貧困小鎮布萊克浦(Blackpool)的家中失蹤。人們一直沒有找到她,但人們知道,在她失蹤之前,她曾被幾個在鎮中心一個名為「巴基胡同」(Paki Alley)的地區經營外賣店的男子虐待過(經營這些外賣食品店的許多人是中東和南亞人)。
當時的特稿編輯、也就是現在的主編凱瑟琳·維納(Katharine Viner)最初拒絕了這篇報導,她告訴我,她認為我們會被視為種族主義者,因為我們發表的這篇報導既探討了該地區普遍存在的兒童性虐待問題,也探討了參與犯罪的少數族裔男性居多的問題。我把這篇文章交給了《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 Magazine)雜誌上,次年這篇文章就發表了(https://archive.org/details/mothers-of-prevention)。五年後,《泰晤士報》(The Times)聲稱自己「揭露了」英格蘭北部亞裔團伙幫派的「故事」。
部分由於自由左派人士擔心觸怒多元文化主義者而拒絕討論誘拐團伙現象,真正的種族主義者利用這一事件大做文章,將其歪曲到無視兒童性虐待的地步,轉而講述移民問題。
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的文章發表後不久,我的名字就被添加到「伊斯蘭恐懼症觀察」(Islamophobia W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