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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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DWARD D. ANDREWS
基督及基督教史實之歷史與考古里程碑
基督及基督教史實之歷史與考古里程碑
一些公認的事實
當世界反思其歷史時，就認識到許多標誌著人類旅程的重要里程碑。在這些里程碑中，基督教無疑是一個關鍵的時代轉折點。有關拿撒勒人耶穌來臨及創立基督教的事實，是歷史上最具記載且最能被證實的。普遍接受的觀點是，在凱撒奧古斯都（Augustus Caesar）統治時期，耶穌生於猶太的伯利恆。祂揀選了十二個門徒，訓練他們傳講福音。祂和祂的門徒都不是受過正式教育的人，而祂教導了大約三年，並在整個巴勒斯坦地區傳教。其門徒之一的加略人猶大背叛了祂，導致耶穌被猶太公會定罪，並在羅馬總督本丟．彼拉多統治期間，被釘在十字架上，當時的羅馬皇帝是凱撒提比略（Tiberius Caesar）。
歷史證據
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Tacitus）大約在公元116年寫道，證實了這些事件：「他們的名稱源自基督，基督在提比略統治時期，作為罪犯被羅馬總督本丟．彼拉多處死。」同樣，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Josephus）也證實了施洗約翰的存在以及他被希律處死的事實，進一步印證了聖經中的記載。
對異教的影響
基督教在古代世界的迅速傳播和影響力是無可比擬的。基督教盡管遭受嚴重的迫害，依然發展蓬勃，展示出其對社會的深遠影響。從早期基督教護教士的諸多著作，以及早期教會領袖撰寫的大量文獻，可進一步證明其影響力之大。
使徒的見證
新約聖經文獻充滿了有關耶穌教導和神蹟的記載，以及祂的門徒的見證。這些記錄是由目擊者或直接接觸過目擊者的人所寫。這些文獻的可靠性也因為使徒們願意忍受迫害和殉道而得到了進一步的支持，表明了他們對自己傳揚的信息的真實性有著毫不動搖的信念。
基督教的傳播
基督教的傳播並不僅限於一個地區，而是遍及整個羅馬帝國及更遠的地區。基督教在巨大風險下仍得到如此廣泛的接受，更顯得伴隨宣教而至的神蹟事件真實可信。早期基督徒即使面對嚴酷的迫害，也始終堅定信仰，表明了耶穌的生命、死亡及復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們從公元33年五旬節在樓房（Upper Room）中的120名基督徒，到公元150年，約130年後，發展至全球超過一百萬名基督徒，而當時世界人口僅為1.5億。
新約的可靠性
早期對新約聖經的接受和廣泛使用的歷史證據進一步支持了其真實性。早期教會領袖如伊納爵（Ignatius）、坡旅甲（Polycarp）和羅馬的克勉（Clement of Rome）的著作中，包含了許多來自新約的引用，表明了新約在基督教社群中的早期認可和權威。此外，考古發現如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為聖經文本的準確性和保存提供了更多佐證。
歷史與科學的印證
現代考古學和歷史研究不斷支持聖經的記載。像約翰福音中提到的畢士大池，以及在凱撒利亞 （Caesarea）發現的本丟．彼拉多銘文，都為新約敘事的歷史準確性提供了有形的證據。這些發現，再加上大量的手稿證據，進一步鞏固了聖經記載和基督教重要事件的真實可靠。
有關耶穌基督的生平、事工、死亡及復活的事實，是有充分的歷史和考古證據支持的。盡管遭遇激烈反對，可基督教卻依然傳播迅速又影響深遠，更可見其源於神聖。新約的真實可靠，得到早期基督教文獻和現代考古發現的佐證，為基督教信仰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這些被認可的事實證實了基督教符合歷史而又超自然的特質，有力地證明了基督教的真實性和變革的力量。
從考古學與歷史研究探討基督教早期史實與耶穌基督生平、死亡與復活的證據
引言
早期基督教的歷史真實性以及耶穌基督的生平、死亡和復活，一直是多個世紀以來人們廣泛關注和深入探討的主題。對基督徒而言，這些事件的歷史可靠性是其信仰的基石。聖經詳細記述了耶穌的生平以及基督教早期的發展過程，但至關重要的是，審視這些敘述如何與考古及歷史證據相符。本篇文章將綜合探討關鍵的考古發現與歷史記錄，這些證據證實了聖經敘述，大力支持早期基督教以及圍繞耶穌基督的核心事件的史實。
彼拉多石碑（The Pilate Stone）
證實新約聖經敘述的最重要考古發現之一，是彼拉多石碑。1961年，安東尼奧·弗羅瓦（Antonio Frova）帶領的意大利考古隊在以色列古城凱撒利亞．馬里提馬（Caesarea Maritima）發現了一塊石灰岩板，上面刻有拉丁文銘文，提到猶太省的羅馬總督本丟．彼拉多。該銘文寫道：「猶太總督本丟．彼拉多向凱撒利亞的人民奉獻了一座敬奉提庇留（Tiberius）的神殿。」
彼拉多石碑。其中第二行清晰可見[…]TIVS PILATVS*[…]字眼。
*譯者按﹕TIVS PILATVS是本丟．彼拉多的希臘文。
這發現意義重大，因為它提供了本丟．彼拉多的直接考古證據—這位羅馬總督曾主持耶穌的審判，並批准了祂的十字架刑罰，正如四部福音書（馬太福音27：11—26、馬可福音15：1—15、路加福音23：1—25、約翰福音18：28—40）中所記載。彼拉多石碑不僅確認了彼拉多在歷史中存在，還印證了當時猶太地方的政治結構和羅馬的統治情況，與耶穌時代的歷史背景相符。
該亞法的骨匣（The Caiaphas Ossuary）
另一項顯著的考古發現是1990年出土的該亞法骨匣。這個骨匣，又可稱為骨箱，出自耶路撒冷的一座墓穴，並刻有「約瑟之子該亞法」的字樣。該亞法正是新約聖經中記載的猶太大祭司，他在耶穌受審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馬太福音26：3—5， 57—68；約翰福音18：12—14，24）。
這個特殊的骨匣上刻有銘文：「瑪阿齊亞祭司，該亞法之子耶穌之女米利暗，來自伯音利。（Miriam daughter of Yeshua son of Caiaphas, priest of Ma′aziah from Beth ′Imri.）」
該亞法骨箱的發現，提供了實質的證據，證明了這位著名的猶太領袖的存在。福音書中詳細記載的耶穌在該亞法面前受審的事件，因這一發現而更具歷史可信度。它證實了該亞法在這個關鍵時期的存在和權威，並進一步鞏固了福音書所敘 述的歷史背景。
拿撒勒銘文（The Nazareth Inscription）
拿撒勒銘文是一件耐人尋味的文物，它進一步支持了新約聖經的歷史真實性。這塊大理石碑於19世紀末在拿撒勒被發現，內容為一項凱撒的法令，宣布擾亂墓葬者將被處死。
（ https://i0.wp.com/christianpublishinghouse.co/wp-content/uploads/2024/06/Nazareth-Inscription.jpg ）
該銘文的意義在於其時間和內容。這道法令很可能出自公元一世紀初，與耶穌復活的時期相符。一些學者推測，這道法令是對耶穌復活傳聞的回應，當局希望通過確保墓穴的安全，阻止耶穌復活的信仰擴散。
福音書記述了耶穌的復活和空墳的情節（馬太福音28：1—10；馬可福音16：1—8；路加福音24：1—12；約翰福音20：1—18）。拿撒勒銘文提供了歷史背景，表明復活是重大和具爭議性的事件，使當時的官方可能曾採取措施應對墳墓擾亂。
雅各骨匣（The James Ossuary）
2002年，雅各骨匣引起了廣泛關注。這個骨匣刻有亞蘭文銘文：「雅各，約瑟之子，耶穌的弟弟。」如果這個物件屬實，那將是首件直接提到耶穌基督的考古證據。雖然關於該銘文的真實性一直存在爭議，但隨後多次經專業檢驗，傾向於認為其真實性較高。
雅各骨匣﹕耶穌及其家庭的最早見證﹖
銘文中提到的雅各與新約聖經中耶穌家中的弟弟雅各相符（馬太福音13：55；馬可福音6：3；加拉太書1：19 ）。如果這一骨匣的銘文被確定為真，將成為一個重要的證據，印證了聖經記載中的耶穌及其家庭成員的歷史存在。
死海古卷（The Dead Sea Scrolls）
死海古卷於1947年至1956年間在死海附近的庫姆蘭洞穴（Qumran Caves）中被發現，為理解基督教早期的宗教和文化背景提供了寶貴的資料。這些古代手稿包含除了以斯帖記外的所有希伯來聖經書卷的部分，以及許多非聖經文獻，揭示了第二聖殿時期（Second Temple period）猶太人的信仰和習俗。
死海古卷考究
古卷中反映了耶穌時代猶太群體中盛行的彌賽亞期盼和末世論思想，以此為背景幫助解釋了為何當時的人對耶穌的工作和自稱為彌賽亞有各色各樣不同的反應。例如，古卷中提到「公義的教師（Teacher of Righteousness）」及其他彌賽亞形象，與新約（路加福音24：44—47）中描寫彌賽亞的用語如出一轍。
盡管死海古卷中沒有直接提到耶穌，依然為理解他所生活過的世界和早期基督徒活動的興起提供了重要的舞台背景。古卷展現了彌賽亞受難和復活的概念對當時的猶太思想並不陌生，使新約聖經的記載在他們的歷史背景下更加容易理解。
畢士大池（The Pool of Bethesda）
約翰福音中記載，耶穌曾在一個名為畢士大池的地方行醫治神蹟，這個池子在描述中有五個門廊（約翰福音5：1—15）。許多年以來，許多人對這個池子的位址及存在表示懷疑。然而，於19世紀末，考古學家在耶路撒冷的羊門（Sheep Gate）附近，發現了一個結構符合約翰福音描述的池子遺址。
（ https://i0.wp.com/christianpublishinghouse.co/wp-content/uploads/2023/07/Pool-of-Bethesda.jpg ）
耶路撒冷的畢士大池。位於耶路撒冷羊門附近、由泉水滋養的池子，病患常前往此處尋求醫治。耶穌曾在該處治癒了一位罹患已知疾病長達三十八年之久的男子。
畢士大池的發現驗證了福音書的記載，並為耶穌醫治工作的敘述提供了具體的歷史基礎。此發現顯示了約翰福音詳細敘述的歷史準確性，進一步支持了福音書中提到的事件和地點的可靠性。
迦百農的彼得之家（The House of Peter in Capernaum）
迦百農，是耶穌事工的重要地點之一，當地的考古發掘證實了聖經中的敘述。考古學家在迦百農出土了一座第一世紀的房屋，這座房屋在第四世紀時被改造成一個基督徒聚會的場所。這座房子被認為是使徒彼得的家，耶穌曾在此治愈了彼得的岳母（馬太福音8：14—15）。
建於彼得之家之上的現代紀念館內部
基於該房屋內的基督徒塗鴉和其後被改建為禮拜場所的事實，考古學家認為這座房子可能就是彼得的家。這一發現為新約聖經的敘述提供了具體的物證，並顯示了基督教從耶穌時代一直延續至後世的崇拜傳統。
位於古城迦百農的考古發掘。
以拉都銘文（The Erastus Inscription）
1929年，在哥林多（Corinth）發現了一塊銘文，提到以拉都（Erastus），他是當地的城市官員，曾自費鋪設 了一段道路。銘文上寫道：「以拉都，為了回報他的市政官職位，自資鋪設了這段道路。」這發現十分重要，因為很大機會與羅馬書16：23中保羅提到的「管銀庫的以拉都，問你們安」相符。
載有以拉都名字的哥林多街道銘文。
以拉都銘文為這位早期基督徒提供了實際的考古證據，並且確證了保羅書信的歷史可信性。此銘文亦展示了初期基督徒社群中存在有影響力的個體，顯出初期教會的社會階層多元化。
迦流銘文（The Gallio Inscription）
迦流銘文於德爾斐（Delphi）的阿波羅神廟中被發現，可追溯至約公元51至52年。銘文中提到亞該亞的方伯（proconsul of Achaia）盧修斯．尤尼烏斯．迦流，他在使徒行傳18：12—17中也有提及。該銘文為迦流擔任方伯的時間提供了確切的日期，有助於確立保羅傳道事工的時序框架。
（ https://i0.wp.com/christianpublishinghouse.co/wp-content/uploads/2024/03/Gallio-Inscription.jpeg ）
Courtesy of the Hellenic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Sports
迦流銘文於希臘德爾斐被發現，時間可追溯至公元第一世紀中期，提到了方伯迦流。如前所指，使徒行傳18：12中準確記載「迦流是亞該亞的方伯」，當時哥林多的猶太人將使徒保羅帶到他面前受審。
這份銘文對於聖經年代學至關重要，因為它認證了保羅在哥林多活動的時間線確實如使徒行傳中所載。聖經記載與外部歷史證據的同步一致，增強了新約敘事的可信性，並提供了一個與早期基督教歷史背景的具體聯繫。
都靈裹尸布（The Shroud of Turin）
都靈裹尸布是一塊亞麻布，上面印有一位被釘十字架男子的形象，被一些人認為是耶穌的裹尸布。盡管其真實性仍存爭議，但科學分析和歷史研究持續吸引著學者與信徒的關注。裹尸布上的形象與福音書中對耶穌釘十字架受難的描述高度吻合，包括傷痕亦與羅馬釘十字架的方式一致（參見約翰福音19：34—35， 20：25—27）。
（ https://i0.wp.com/christianpublishinghouse.co/wp-content/uploads/2023/04/Shroud-of-Turin-10.jpg ）
都靈裹尸布的複製品，位於西班牙特內里費島（Tenerife）的拉拉古納基督皇家朝聖所（Real Santuario del Cristo de La Laguna）內。
1988年的碳定年測試將裹尸布的年代定為中世紀，但較近期的分析表明，早期的污染可能影響了這些結果。花粉和紡織研究顯示，此裹尸布起源於中東，而其圖像的形成至今無法用現代科學解釋。雖然尚無確鑿的證據，但都靈裹尸布仍是一件神秘的文物，激發著對耶穌釘十字架受難與埋葬的進一步探索。
都靈裹尸布的探討（Excursion on the Shroud of Turin）
大量據稱為聖物的文物出現，例如被認為來自基督釘十字架受難的眾多釘子，以及據說屬於施洗約翰的多個頭顱，這些 現象引發了對許多宗教文物真實性的重大疑慮。種種跡象可見，許多此類物品實際上是偽造的。都靈裹尸布便是一個著名的例子，曾接受碳十四測年分析。而這項科學測試的結果表明，裹尸布並非基督的真正裹尸布，而是一件中世紀的創作。此發現在1988年引發了激烈的辯論，連帶使其他被奉為聖物的文物真實性受到質疑。在此期間，知名的羅馬觀察報（Vatican observer）記者馬可．托薩提（Marco Tosatti）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如果對裹尸布進行的科學分析應用於其他受人敬仰的物品，會得出什麼結論？」托薩提的提問點出了將現代科學方法應用於宗教文物檢驗將牽連廣泛。這表明了諸多此類文物可能會被揭露為不實作假，從而動搖了眾多被奉為至寶數世紀的物品的真實性。這議題至今一再提醒我們對宗教文物應採取更加批判和科學嚴謹的評估方式，確保信仰和崇敬基於可驗證的真相，而非虛假的主張。
非基督徒來源的歷史記錄
除了考古證據外，還有多份來自非基督徒來源的歷史記錄提到耶穌和早期基督教。這些記錄為新約的敘述提供了外界肯定 ，並展示出耶穌的生平及早期基督教運動所帶來的影響。
塔西佗（Tacitus）
（ https://i0.wp.com/christianpublishinghouse.co/wp-content/uploads/2024/04/Tacitus-0234.jpg ）
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
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在公元二世紀初的著作編年史（Annals）中，簡要記述了耶穌在本丟．彼拉多手下被處決的事件。塔西佗以「基督（Christus）」稱呼耶穌，並提到祂在提比略統治期間，在彼拉多手下遭受了「極刑」。他還記錄了基督教從猶太地傳播到羅馬的過程。
這份獨立的羅馬記錄證實了新約中有關耶穌釘十字架受難及基督教隨後發展的敘述。塔西佗的記載尤為珍貴，因為他是一位對基督教並無偏頗的歷史學家，因此提供了一個客觀的參考，佐證了耶穌及其追隨者的歷史真實性。
約瑟夫斯（Josephus）
（ https://i0.wp.com/christianpublishinghouse.co/wp-content/uploads/2024/04/FLAVIUS-JOSEPHUS.jpg ）
第一世紀猶太歷史學家弗拉維奧．約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
猶太歷史學家弗拉維奧．約瑟夫斯，在公元一世紀晚期撰寫的猶太古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中提及了耶穌。在其中一段被稱為「約瑟夫斯見證（Testimonium Flavianum）」的文字中，約瑟夫斯形容耶穌是一位有智慧的教師，行過令人驚奇的事蹟，並被彼拉多判處釘十字架，還提到耶穌的追隨者聲稱祂在死後向他們顯現。另一段記錄則提及雅各，「那位被稱為基督的耶穌的弟弟」。
盡管一些學者對這些文章的真實性持有爭議，特別是「約瑟夫斯見證」，但普遍共識認為，約瑟夫斯確實提到過耶穌及其弟弟雅各。這些記錄為耶穌及其早期追隨者提供了更多的歷史背景，並證實了新約聖經中的敘述。
小普林尼 （Pliny the Younger）
（ https://i0.wp.com/christianpublishinghouse.co/wp-content/uploads/2024/04/PLINY-THE-YOUNGER.jpg ）
羅馬作家及總督小普林尼，任職於比提尼亞（Bithynia）（今土耳其境內）
羅馬總督小普林尼在公元110年，曾寫信給皇帝圖拉真（Emperor Trajan），請示如何處理其行省中的基督徒。普林尼形容基督徒如何「像拜神明一樣」崇拜基督，並記錄了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例如崇拜聚會及守特定禮節。
普林尼的信件十分重要，因其見證了第二世紀早期一個有組織性的基督徒社群，讓人一窺他們的信仰與禮儀實踐。這外界記載符合了新約中形容早期信徒的崇拜與社群生活。
巴比倫塔木德（The Babylonian Talmud）
（ https://i0.wp.com/christianpublishinghouse.co/wp-content/uploads/2024/04/THE-TALMUD.jpg ）
塔木德—猶太教拉比著作的合集
巴比倫塔木德，拉比猶太教（Rabbinic Judaism）的核心文獻，內容有提及耶穌（稱其為「Yeshu」）。這些參考資料雖然持敵對立場，卻承認了祂的存在，又提到祂在逾越節前夕被處死的事。塔木德的記載與福音書所講述耶穌受死的時間和方式相吻合。
雖然塔木德對耶穌的描述負面，卻成為了又一確認祂存在和釘十字架受難的歷史資料。塔木德文獻讓人更廣闊地看見耶穌和早期基督徒活動的歷史畫面。
羅馬地下墓穴（The Catacombs of Rome）
羅馬地下墓穴，早期基督徒曾在地底下用來埋葬的地方，為早期基督徒的信仰和習俗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證據。羅馬地下墓穴藏有無數銘文、壁畫及符號，反映了早期基督徒社群的信心與盼望。
（ https://i0.wp.com/christianpublishinghouse.co/wp-content/uploads/2023/05/catacombs-of-Rome03.jpg ）
羅馬地下墓穴
有個在羅馬地下墓穴中發現的著名符號叫作「ichthys」（魚），是早期基督教代表耶穌基督的符號。墓穴中亦有描繪聖經中的場面，例如好牧人的比喻、拉撒路復活，以及最後的晚餐。這些藝術作品深刻反映了早期基督徒的神學觀與信仰實踐。
地下墓穴的存在，以及基督徒在備受迫害時廣泛使用這些墓穴，呈現了早期基督徒群體的堅韌和忠心。墓穴見證了基督教信仰從起始到世世代代的延續。
伊納爵書信（The Epistles of Ignatius）
安提阿的伊納爵（Ignatius of Antioch），是個早期基督教主教，他在大約公元110年赴羅馬殉道途中，給不同教會寫了一系列信件。這些信件稱為伊納爵書信，深深反映了早期基督徒的信仰、教會結構和面對的挑戰。
在他的信中，伊納爵強調要以耶穌基督為中心、教會團結合一的重要性，以及務要遵行使徒的教導。他亦指出了異端和迫害等問題，反映了早期基督徒群體的掙扎與信念。
伊納爵的書信印證了新約聖經中記述早期基督徒的教義與實踐。書信提供了第一身角度展現早期信徒的生活與信仰，加強了新約聖經記載的歷史可靠性。
聖殿禁入銘文（The Temple Warning Inscription）
1871年，在耶路撒冷聖殿山（Temple Mount）附近發現了一塊希臘文銘文。這塊被稱為「聖殿禁入銘文」的石刻可追溯至公元一世紀，其內容警告外邦人不得進入聖殿內院，違者將被處死。銘文寫道：「任何外邦人不得進入環繞聖所的欄桿與圍牆之內。違者若被捉獲，其隨之而來的死罪須由其本人承擔。」
聖殿禁入銘文
這塊銘文印證了新約使徒行傳21：27—29的記載：保羅因被指控帶領外邦人進入聖殿而被逮捕。這塊「聖殿禁入銘文」為當時有關聖殿出入的嚴格規定提供了考古學證據，同時也凸顯了那個時期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緊張關係。
古利奈人西門之子亞歷山大的骨灰盒（The Ossuary of Alexander Son of Simon of Cyrene）
1941年，耶路撒冷發現了一個刻有「西門之子亞歷山大」字樣的骨灰罈。福音書中曾提到古利奈人西門，也就是那個被迫背負耶穌十字架的人（馬太福音27：32，馬可福音15：21，路加福音23：26）。骨灰盒上的銘文顯示了與這位西門的家族連繫，從而為新約中記載的人物提供了一個實物佐證。
古利奈人西門之子亞歷山大的骨灰盒
雖然其識別尚未最終確定，但西蒙之子亞歷山大的骨灰盒為耶穌釘十字架受難事件中所涉及的歷史人物提供了潛在的聯繫。它是一個引人入勝的證據，與福音書敘述相吻合，並突顯了新約中提到的人物的歷史真實性。
奧克西林庫斯紙莎草文獻（The Papyri of Oxyrhynchus）
奧克西林庫斯紙莎草文獻是在埃及發現的一批古代手抄本，其中包含了大量早期基督教文獻。這些文獻中包括新約著作（如福音書和保羅書信）的殘篇，其年代可追溯至公元2世紀和3世紀。這些紙莎草文獻為新約提供了早期的文本證據，顯示這些文本在成書後的一個世紀內便已廣泛流傳與使用。
奧克西林庫斯的發掘現場（1），約1903年
奧克西林庫斯莎草紙文獻凸顯了新約著作早期的流傳與保存。這些文獻讓我們得以深入了解新約的文本歷史，並印證了早期基督徒所使用的經文文本真實可靠。
總結
在此查考過的考古發現及歷史文獻，已經多方面證實了基督教早期的歷史真實性，以及耶穌基督的生平、死亡與復活。這些考古發現，均有力地支持了新約聖經的敘述，切實對應了聖經中描述的事件與人物。集考古證據與歷史文獻之大成，突顯了聖經記載的可信，鞏固了基督徒的信仰基石。
這篇文章翻譯自EDWARD D. ANDREWS的在線文章「The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Milestones of the Historicity of Christ and Christianity」